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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孫憲忠提出了“以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中心，針對涉及道德倫理的網絡不良信息，盡快建立完善治理法律制度的建議”。

他認為，對炒作不良信息的“網紅”應該立法抵制。

“博眼球”行為危害青少年

孫憲忠認為，雖然在我國進入信息化社會以后，我國社會主導的互聯網信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尊重的，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網絡信息是屢禁不絕的，其損害的擴張性效應是嚴重的，而相關的法律治理是有缺陷的。

當前網絡世界中炒作、三俗、拜金、炫富、宣揚色情丑聞等不良信息泛濫成災。例如，最近還有刑滿釋放人員利用短視頻直播，炫耀服刑經歷、美化服刑生活、丑化政法機關，以達到博眼球、賺流量的目的。這些網絡不良信息對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少年影響極壞。

有關調查報告就發現，有30.3%的未成年人都曾在上網過程中接觸到網絡不良信息。面對這樣的情況，實在有必要強化相關法治，確保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于網絡文化的引領。

近幾個月來中學生胡某鑫自殺的案件，大量不良信息傳播，多數涉嫌造謠。即使在地方公安局公開發布該中學生確系自殺的信息之后，某知名作家還是在網絡上發布了該學生血液被抽空、人體器官被摘除等謠言，一夜之間傳遍全國，造成社會極大惶恐。

目前，這些不良信息雖然也得到了治理，但治理是相當滯后的；而且，似乎除了封禁這些信息之外，對其中的“造事者”，還沒有追究其法律責任方面的報道。

比如，某被法律處罰的人回歸社會后所說的“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句話，其表達的顯然是一種不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但是卻在網絡上被炒作成網紅，大量自媒體記者競相采訪此人，甚至還出現了媒體公司競爭邀請此人加盟的現象。這個信息曾經很長時間都沒有得到處置，給人一種我國社會鼓勵不勞而獲、僅僅依靠低俗語言就可以發家致富的強烈印象。

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認真思考現代化信息條件下網絡的巨大力量。“必須認識到網絡傳播不良信息極端放大的社會效果及其社會治理的法律問題。當然我們要看到一些網絡經營者明顯失察，只想掙流量不考慮網絡不良信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及法律秩序的損害的嚴重性。”孫憲忠表示。

但另一方面，國家有關部門在處理這些不良信息時立法滯后、措施零散、時間滯后。對制造這些不良信息的人，也就是造事者，追究其法律責任的制度，顯然立法上還是欠缺的。

孫憲忠認為，當前要提高對網絡不良信息損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問題的認識，尤其是要重視網絡傳播不良信息造成擴張性消極影響的問題，盡快建立立法、執法和司法上的系統措施。

“這個建議的基本出發點和要求，就是要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上建立統一而且完善的互聯網信息監管制度，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通過具體的法律制度的設計，化作實操性的法律規則。”孫憲忠表示。

對道德倫理損害嚴重就是違法犯罪

按照我國《憲法》第24條，明確地規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國家法治發展的指導思想。我國《民法典》第一條規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作為國家建立完善民事立法的指導思想，同時也是我國社會各種主體進行民事活動的指導思想。因此，我國的網絡法治建設以及網絡上開展的各種活動，都應該把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基本的出發點。此外，我國《網絡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國務院有關部門還制定了一些行政規章性質的規則，都包括了一些針對網絡言行的規則。

“古往今來，道德倫理都是法律制度的基礎。因為對道德倫理的損害，嚴重的就是違法犯罪；即使尚不能構成違法犯罪的，也不會受到社會的承認。在信息化社會之前，這些少許輕微的違背道德的行為造成的損害一般不會太大，但是在進入信息化社會之后，不良信息損害會被擴張性放大甚至極端放大。在過去可能屬于被一般人認為無傷大雅的信息，也會因為網絡的無所不在無時不在，而造成人人皆知的效果。這種損害的擴張性效應，違背我國《憲法》確定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個立國之本，這一現象讓人擔憂。但是我們也注意到，有關部門對這些不良信息的處理總顯得不及時，法律措施上總顯得有欠缺。”孫憲忠表示。

目前我國的立法中，不論是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還是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針對網絡不良信息的立法資源是遠遠不足的。

孫憲忠總結，首先，從制定法律的角度看，我國現在還沒有針對網絡不良信息治理的國家立法，也沒有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現在最有針對性的規則是網信辦制定的《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以下簡稱“《生態治理規定》”）。按照我國《立法法》的要求，它不是法律法規，甚至還不能確定它是行政規章。這樣的低層階的立法資源，在應對如此復雜的社會問題時，很顯然有捉襟見肘的缺陷，因此我們建議要制定相關法律，至少應該制定行政法規才行。

但作為網絡不良信息治理的主要法律依據，《生態治理規定》的法律效力是不夠的，尤其是在協調更多的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時候，這樣層級的規則難以適用。而且，這一規定，也沒有辦法規定建立上文提到的、對“造事者”追究法律責任的制度。顯然，《國家安全法》《網絡安全法》等法律，也包括要管控違法信息的內容，但是卻沒有違背社會主義道德倫理的不良信息的內容。而且“國家安全”“網絡安全”等概念從邏輯上來看，也很難認為包括這些內容。所以，我們認為，應該盡快將《生態治理規定》這樣的規則的法律位階提升上去，應該制定國家立法，至少應該由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

孫憲忠建議：“將來如果制定互聯網信息服務法或者行政法規，必須圍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具體規定網絡不良信息管控的法律義務和法律責任，在起草階段建議對此作重點深入討論和思考。”